在3月14日的第40次中国经济观察CEO的季度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对2015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解读。他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较，解释为何7.0%的目标是合理的。同时指出，要落实这个目标，需要纠正对中国经济认识的三大误区。

以下是澎湃新闻对林毅夫发言内容的摘录：

7.0%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

2015年的目标是在7.0%左右。我个人的看法是把增长目标定在7.0%左右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也常讲，我们实际上还是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因为你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

对于中国来讲，即使外部环境不好，但是靠内部需求的启动，包括投资需求跟消费需求的启动，还有很大的空间。

首先来讲投资，因为即使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们的产业过剩，产能非常多，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即使现有的产业产能过剩，或者有些产业比较优势会被淘汰，但中长期我们还有很多产业升级的空间。

也就是总理在工作报告里面所讲的，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品，可以向中高端的产业升级，要升级就要投资，这有很多的机会。

再来就是基础设施，固然这么多年做了很多，但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然后是环境，环境要改善大家都同意，但要把所有的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生活，这是不可能接受的。那么在发展和生产当中解决环境的问题，你还是要投资新的设备，用新的生产方式。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民要进城，要改善住的地方，这些都是好的投资机会。还有高的经济回报。

我们判断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整个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下，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

发达国家经济下行、衰退，从2008年到现在六年多了，他走不出去，因为他很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首先产业是最前沿的，下一个是什么很难知道，有的话也只有一两个，很难拉动经济增长，应该讲顶多就把老旧的基础设施，稍微改善一下。但我们可以升级的产业非常多。

环境方面，发达国家相对较好，城市化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判断中国的发展前景的时候，不能简单拿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方法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条件，应该发挥出来。

第三，不仅是有经济回报率和社会回报率高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有很多资源，有机会就要有资源。

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投资的条件相对比较好。首先我们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只有40%多，不到50%。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超过100%，发达国家也是。所以我们动用积累财政政策的空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

并不是我们政府积累的负债没有问题。政府今年用1万亿的地方政府的债券来置换他现在在银行里面的欠账，这是一个很好的措施，我们也一直在倡导，这样的一个建议被政府采用了。

这样政府的可投资资源相对其他国家来讲，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相当大的。中国的民间储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要投资的话，要进口机器设备，我们有将近四万亿的外汇。

这三点就是在判断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周期性下行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但是他经常受限于政府财政情况不好，国内有钱投资还受限于外汇储备不足，因为你要进口一些机器设备原材料，我们这些都是相对可以的。

所以我想把这些条件应用起来，有投资，就会创造就业机会。就业机会能够得到保障以后，那么消费会增长，投资会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外部条件相对不好，我相信达到年初所提出的7%左右的增长，还是有可能的，这是合理的部分。

7%目标的必要性

另外我觉得也有必要的部分。首先，这个必要的部分就是就业，如果说我们不能保持一个中高速7%左右的增长，很可能就业就要变成一个问题。

2014年的时候就业是相当好的，我们有1320万的就业机会，比年初的就业机会还多。

但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增长放慢，低于6%的话，大家可以想想看，企业的盈利状况会非常不好。

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对未来的预期是比较好的，现在即使盈利状况不好，他还可能把就业保留着。如果他对未来的预期不好，他可能就不保留就业了，就关门了。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企业倒闭崩盘，然后失业增加，这个危险总是要关心的，总是有可能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第二，同样的情形，就是金融稳定性问题。如果说企业对未来的增长预期不好，那么肯定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更差。这种状况下，坏账会增加，如果增长的话就会影响到金融的安全问题。

第三，我们十八大的时候提出，到2020年有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城乡居民的收入也要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

我们知道因为前几年增长得比较快，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就有7.2%，我们前几年都增长得比7.2%高，那就代表着从2015年到2020年的增长速度可以比较低，6.6%就可以了。

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翻一番，有没有可能说GDP增长6.6%，然后靠再分配调节，使收入增长更快一点。这样的话，也许6.6%，城乡居民收入也可以翻一番，理论上是可行的。但会出现一个问题，现在企业的盈利状况已经很差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的增长是6.6%，然后靠收入分配往劳动者这边倾斜(当然我们也希望劳动者的收入增加，这个我完全支持)，导致的结果是怎么样？企业的盈利状况之差，可能企业要关闭的，出现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更大，就会跟前面两个目标相抵触。

所以这种情况下，十八大目标的完成，我觉得比较好的，还是保持一个差不多7.1%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我们现在人口增长是0.5%，如果GDP翻一番，6.6%就过了，最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也是经济增长带来的。这样的话可以收入增长翻一番，也有利于就业的问题，也有利于金融稳定性的问题。

实现7%应先解决三个思路性问题

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但真正要落实起来，我觉得要解决几个思路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思路是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比如说雾霾的问题。

确实雾霾的问题是影响到每个人的生活的。但是好像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发展很快，雾霾很严重，就把雾霾认为是因为我们发展快造成的。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大家都希望有比较好的环境，那经济增长慢一点，空气质量提高，那是好的。但是不是这样的呢？雾霾确实需要解决，但雾霾是不是经济增长快造成的？

印度1979年的时候人均GDP是227美元，我们的人均GDP是182美元，印度比我们高15%。但2014年印度人均GDP是1626美元，我们是7572美元，它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就代表过去这36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比我们慢。

但我们现在关心的雾霾问题，按照世界健康组织的调查，2012年的时候印度的雾霾问题比我们还严重，所以你这样一对比的话，你马上就发现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三四个百分点，我们的雾霾就会好。仔细分析一下，雾霾确实严重，我也不喜欢，但雾霾是怎么造成的？我想有三点原因：

第一，跟发展阶段有关。因为我们这种中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在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我们知道制造业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那环境相对于农业社会，或者是相对于高收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制造业，环境问题是比较差的，中国是这样的。老工业化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在制造业阶段的时候环境也差，这是共同的，除非你不要制造业阶段。

第二，我们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跟以天然气和以石油为主来讲，煤炭更污染，因为煤炭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所在。

第三，跟环境值有关。

当然我们要想解决的话，这个问题会缓解，只要你还是制造业，以煤炭为主就没问题。因为煤炭要变成一个清洁能源，这是相当缓慢而且代价高的过程。

那是不是把经济放缓雾霾就好一点呢？如果像APEC的时候把工厂掉，还是可以，但如果一直关掉的话，我们就回到1980年代的水平了，那大家也不接受。

所以实际上放缓经济增长速度，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高收入阶段，那就会停留在制造业的阶段更长，这样的话，环境污染受害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我觉得用牺牲速度来解决雾霾问题，这是一个用意非常好，但并没有针对问题的本质所提出的方法。这可能导致我们环境恶化所要忍受的时间更长。

第二，我们现在有很多产能过剩，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产生过剩都是投资造成，所以认为应该降低投资，变成以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我觉得这个看法似是而非，因为我们现在过剩的产能是什么？

我们现在过剩产能是在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上面，这些都是建材，都是不能直接吃进去的。并不是说我减少投资，增加消费，吃钢筋水泥。而且会导致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投资降低了，对这些建材的需求就少了，就会造成产能更过剩。

所以并不是说增加消费，减少投资，解决产能过剩，这个说法不正确。他没有分析我们产能过剩的地方在哪儿。如果说在已经过剩的产业，你再继续投资，可能会造成产能过剩更多，这我同意。但如果你去投资我前面讲的那些产业，产业升级的部分，或者是我们基础设施不足的部分，环境改善的部分，我们的城市化的部分。那些里面我们并没有产能过剩，那些投资怎么会导致过剩产能呢？这是补我们的短版，所以观念上面要纠正。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投资不需要，任何地方不是乱投的。投资当然是有效的投资，能够提高我们生产力水平的，能够让我们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有效投资。如果能够有效投资的话，就业和收入就能够增长。而且你会有更大的剩余，以后还可以继续投资。这种情况下，投资会拉动消费，经济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政府现在面临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到底该不该采用一些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该不该降息，该不该降准，来增加信贷的风险，或者该不该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支持一些项目的投资。

对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人反对，比如说有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我很尊敬他们，他们做宏观分析，发现2008年到2012年，我们的财政政策最多的时候，那段时间政府投资项目的回报率比企业的回报率低，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企业的投资，政府不应该采用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我觉得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

第一，你要被问说为什么2008年和2009年，政府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如果企业做，政府就不会做，因为企业不愿意做，政府才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计算基础设施回报的时候，它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是比较长的。一般企业投资的周期比较短，所以你在投资的时候是没回报的。然后你这种回归分析都是把它加在一起。基础设施投资，很多主要是有外部性的。你必须把路修好了，对民营经济有很多外部性。第一个，汽车轮胎的损耗少了，成本低了。然后我把路修好了，排队和交通拥挤就少了，我就节省了交通时间和成本了。一般在分析里面是不包括这个的。

第三，即使你把这些都算进去，到最后你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比较低，那你要不要做？如果政府来做回报率低，企业来做基础设施，除了少数几个有垄断的之外，大部分是长期回报是比较低的。这种情况下企业是不会去做的。

比如说1980年代、1990年代，世界银行一直在强调说基础设施，如果他有回报，那让企业来做就好，政府不要做。

导致的结果，到2000年左右，过去30年，发现只有一项基础设施，民营经济非常积极，就是移动通信。除了移动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谈了30年基本没人做。

所以你今天到发展中国家去，到处是基础设施的瓶颈，那就增加了民营经济的成本，经济发展就不好。所以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有责任，即使它按照正常的回报可能低一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必须政府来做的话，你就要考虑是什么时候做，是在整个经济下滑的时候做好，还是现在经济已经非常热了，然后政府再去做。如果在经济很正常，很热的时候，政府再去做就是火上加油，经济过热。所以经济下滑的时候各种建材的成本比较低，这时来做这些投资活动是最好的。

我是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2009年一直在提倡这个观念，当时呼应的人非常少，我很高兴看到去年十月份，国际货币组织新出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讨论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做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我很高兴这个现在在国际上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共识。

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认识上的误区，把我们的有利条件用起来，我相信在2015年实现7.0%左右的经济增长，完全是有可能的，是合理和必要的，并且很有可能是在7.0%之右，而不是在7.0%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