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里卡多·豪斯曼

 

　　生产更多同样的东西无法让国家变富。改变产品和生产方式才能让国家变富。生产新东西才能让国家增长；简言之，国家需要创新。

 

　　许多国家改变增长战略以反映这一洞见。但它们因为最伟大但不典型的成功例子分散了注意力。

 

　　我们都知道，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等人，在二十出头时大学辍学，并建立了数十亿美元规模的公司，站在了全球创新的最前沿。我们听说过许多赚取亿万美元的创业企业——Instagram、Skype、YouTube、Tumblr，还有最近的Waze。既然如此，为何不效仿这些成功者？

 

　　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些例子都是软件行业的个例，对经济中的其他部分来说远不能成为成功蓝图。

 

　　软件行业是独特的，因为其进入壁垒极低，并且可以通过互联网进入现成的巨大市场。创业企业通常只是善于编程、灵光一现的黄口小儿。他们所需要的全部投入是写代码的时间。孵化器为他们提供空间、法律顾问服务，帮助联系潜在客户和投资者。

 

　　但想象一下钢铁、汽车和肥料公司--或者度假区、医院和银行。这些组织要复杂得多，起始规模要大得多，前期投资要多得多，并且需要集中多元化的熟练专业团队。这绝非年轻的大学辍学者生来就能脱颖而出的，因为他缺少经验、组织和这些企业所要求的资本。

 

　　此外，与软件开发相比，这些活动还要求更多的基础设施、物流、监管、资质、供应链和其他商业服务--所有这些都需要协调众多公共和私人实体。最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极有可能是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这些部门的公司如何崛起？它们的形成有什么可以效仿之处？

 

　　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忽略了这一问题。比如，智利政府沉迷于所谓的"水平"政策--即不因为偏向某一行业而倾斜--最近实施了"创业智利"（Start-Up Chile）计划，该计划用标准化规则鼓励创业。尽管规则适用于所有行业，但这一机制所吸引的几乎清一色是软件创业企业--它们也是这个绝少提供支持的计划所能促发的唯一行业。

 

　　其他行业面临令人气馁的鸡和蛋问题：国家缺少成长行业所需要的功能，而这些功能无法被开发，除非需要这些功能的行业出现。解决这一协调问题的一个办法是通过垂直整合，即形成可以在内部解决新功能供需协调的企业。

 

　　这也是国家商业集团--集团公司（conglomerate）--总是在改变经济及其出口方面起到关键作用的原因。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那里许多市场存在空白，商业环境也极不友好。

 

　　集团公司可以利用其知识、管理技能和金融资本试水新行业。它们可以以创业公司不敢想象的规模开辟新业务。它们可以向未来供应者做出可信承诺，并改变商业生态环境使新行业成为可能。

 

　　以韩国为例。用今天的价格衡量，1963年韩国出口商品总价值不到6亿美元，大部分是海货和丝绸等初级产品。五十年后，韩国出口商品总价值接近6000亿美元，大部分是电子产品、机械、交通设备和化工产品。

 

　　如此变化并不是通过独立的创业企业完成的，而是通过集团公司（韩语称之为财阀）完成的。比如，三星公司一开始是一家贸易公司，接着转型为食品处理、纺织、保险和零售商，后来又转变成电子、造船、工程、建筑和航天公司（这里提到的只是其活动的一小部分）。韩国领导公司的转变是韩国国家转变的缩影。

 

　　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集团公司并没有起到类似的作用。它们专注于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即无法进出口的商品和服务--避开国际竞争。它们专注于银行、建筑、分销、零售和广电业务。

 

　　一旦这些公司主宰了一个市场，它们就会转向下一个同样没有竞争、全无出口机会的市场，通常利用其规模和政治影响排挤潜在竞争对手。它们不但没有变成变化的代理人，反而往往阻碍变化。（事实上，今日韩国的一大经济争论就在于财阀是否通过阻挠创业竞争者挑战它们而阻碍了创新。）

 

　　如果有来自集团公司的支持而不是阻碍，发展中国所需要的生产性转型要容易得多。但确保集团公司的支持需要促使（甚至迫使）集团公司进入可以冲破国内市场限制的出口行业的政策——在这类行业中，竞争能改进它们因为主宰国内市场而有所缺少的纪律。

 

　　要想成功，集团公司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的接受。它们必须通过为就业、出口和税收收入以及国家技术转型做出贡献赢得政府支持和社会接受。这就是朴正熙将军（韩国的长期统治者，现总统朴槿惠之父）强迫财阀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做的事情。而这也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应该要求其集团公司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