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城市。至2000年，民营经济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占85 ％左右，在工商业中占95％左右。本文以温州为例，分析民营企业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有关问题。
    一、 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一） 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
1、以家庭企业为普遍形式的初始阶段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是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第一阶段。家庭企业是这一阶段最普遍的组织形式。
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种种原因，温州地区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自发的民营化现象，尽管不断地遭受打击，仍然屡禁不止。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农村基础脆弱的“社队企业”即被异军突起的家庭企业所取代。家庭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在1980年代前期即占到全市农村工业总产值的70％以上。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温州体制外市场主体的形成或者说温州农村改革的民营化，是一步到位实现的。至1985年，全市经工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即达130437户。
温州体制外民营化改革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自发地发动、组织和实施的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但地方党委和政府特别是主要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对群众自发改革行为的大力支持，对这一阶段温州民营企业的崛起，无疑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例如，1982年底，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了表彰个体经济重点户、专业户的千人代表大会；1984年，将1980年代初被错误地作为经济领域犯罪分子判刑的人员无罪释放并予以平反，都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2．以“股份合作制”为典型形式的过渡阶段
自198O年代中期至199O年代前期，温州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经历了以“股份合作制”为典型形式的过渡阶段。温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祥地。温州最先使用“股份合作企业”名称，最先以市政府文件的名义于1987年颁发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此后又相继颁发了7个关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全市性文件。号称股份合作的企业最早在温州成为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1986年即发展到fool3家。但温州不是将股份合作的范围局限于职工普遍且较为均衡持股的企业，而是将投资者在2人以上的企业统统归入股份合作的名下。这显然与当时温州面临的“公有制是不是占主体”的意识形态压力有关。1993年前后是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企业数将近4万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50％以上。
这个阶段是对作为民营化典型形式的温州模式争论最多、压力最大的时期，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公有制是本，要是占主体。当时地方党委和政府对温州民营企业的支持，集中体现在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支持上。因为在温州，原有的国有、集体经济比重的下降，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趋势。例如温州的国有工业总产值，1978年就只占35．7％，远低于全国的比重，1985年下降到只占19．2％，1993年进一步下降到只占9．2％。在这种情况下，将两个以上投资者组建的企业都纳入“股份合作”的范畴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既满足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要求，又起到了公开支持民营企业主体部分的作用。随着股份合作企业本身的发展以及改革形势的变化，1987年之后，温州市又相继以市人民政府或市委、市政府联合的名义，于1988年颁发了（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1989年颁发了（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问题的通知）、1990年颁发了（批转市体改委等五个部门“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规定的报告”的通知）、1992年颁发了（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1993年颁发了（温州市城镇集体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改组试行办法）、1994年颁发了（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等全市性文件（后来1997年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引导股份合作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足见温州党政领导对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良苦用心。
3、以公司制为代表形式的新阶段
在温州的股份合作企业中，本来就是以股份（合伙）制为主的企业远多于以合作制为主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又存在持股结构集中化即偏离合作制而承袭股份制的倾向，因此，温州民营企业的“股份合作制”阶段基本上是合伙与股份制并存并向股份制过渡的阶段。1990年代以来，随着公司制条例和公司法的先后出台，公司制企业逐步成为温州民营企业的代表形式。至2000年，全市公司制企业发展到20864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有限责任公司且基本上为民营企业。其中规模较大的200来家公司以资本或品牌为纽带联合一批中小企业组建了企业集团，如正泰集团、奥康集团和报喜鸟集团等。
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演变，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结构上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在股权结构上，绝大多数公司仍然采取集中持股的形式，但在一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从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老板”素质较高的企业里，开始出现了适当分散持股的倾向。正泰集团公司和天正集团公司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正泰和天正最初基本上都只是现有董事长个人的独资企业，但目前集团公司的股东人数都增加到l00余人，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持股多的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元。与持股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这类股东相对较多的企业基本上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互相分离、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聘请专业经理人员担任总经理以及聘请非执行独立董事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二）民营企业制度创新中值得研究的若干问题
l、关于家族制
（l）家族制的适应性
在温州的民营企业中，不仅对余万个体工商户和2000余户独资业主制私营企业完全属于家庭、家族企业，而且连2万余家股份合作企业以及2万余家公司制企业，大都也保留着家庭、家族色彩。这首先与温州民营企业的规模大都较小有关。对于小企业来说，管理相对比较简单，家族制对人力资源排他性的局限性对企业的负面作用影响不大；而家族成员之间天然存在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显然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节约企业的管理费用。其次，与民主、合作和信任的文化条件的缺乏也不无关系。在民主精神缺乏的情况下，股东会按股、董事会按人行使表决权的决策方式，事实上往往难以行得通。在合作、信任更多地局限于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情况下，家族制也往往较之非家族制具有更大的结构上的稳定性。
（2）家族制的局限性
家族企业的内部关系以血缘、亲情这一天然的人际关系为依托，靠家庭观念这一初级的社会规范来维系。家族企业的封闭性和不规范性，使得这种企业对人力资源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员的引进具有排他性。在家族关系盘根错节的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员即使被引进也难以得心应手地施展才能。这种局限性在人力资源作用突出的大公司特别是在企业主要负责人因自然规律需要更换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从长远来看，实现家族制的现代化改造，建立正常的权利转移和传递机制，是关系到温州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能否长期发展的关键。
2．关于股份合作制和职工持股制
中国改革以来在温州最先被普遍采用的股份合作制，是类似于国外特别是美、日等国普遍存在的被称之为“职工持股计划”（ESOP）的企业组织形式，只木过股份合作制在股权结构上倾向于职工股更高的比例。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股份合作制只是职工持股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尽管温州始终没有对所谓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持股的比例作出符合要求的规定，但最初毕竟存在一定数量的符合所谓股份合作制或者职工持股制要求的企业。后来这部分企业基本上都被淘汰，剩下的只是名为股份合作但股权结构高度集中的企业形式。从温州数万家企业10余年的发展过程来看，严格意义上的所谓“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有机结合”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或者即使职工持股比例不高但较普遍持股的职工持股制企业，在温州这个阶段不大有成功的例子。
导致职工持股制度企业难以成功的原因在于，这种内部普遍持股的企业难以形成稳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而在缺乏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的情况下，首先，分散持股容易导致经营权的分散，民主管理的交易成本和决策成本也往往较高；其次，在消费倾向较强的小股东直接影响企业分配的情况下，容易导致分配上的短期行为；再次，由于缺乏能对经营者构成有效约束的治理结构，分散持股也容易出现代理成本和道德风险高昂的问题。
3、关于公司治理结构
（1）“两权”是否分离
所谓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为所有权与经营权（控制权）的分离，但两权分离在不同的公司模式里表现形式不同。在董事会纯粹只是会议体机构、董事长只是公司对外形象代表的模式里（如日本公司），只要总经理为非股东职业经理，即表明经营权已经与所有权分离。而在董事会大权在握的模式里（如美国公司），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标志是董事会成员基本上不拥有所有权。温州公司制企业的经营权往往集中于董事会和董事长，类似于美国而不同于日本，但温州企业的董事会成员基本上都是股东（由于多数企业股东较少，股东会基本上与董事会重合），董事长通常都是最大的股东，这与美国公司的董事会主要由非股东的独立董事组成又大相径庭。因此，不能凭某些企业聘请了非股东总经理来证明两权分离，更不能以治理结构上有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划分来证明两权分离。
（2）董事长是否应该兼任总经理
温州多数公司制企业在治理结构上采取“懂事长兼总经理”的形式，人们对此议论不一。其实，问题不在于董事长、总经理是否适宜于由一人兼任（这是国际上尚无定论的问题），而在于公司的最高决策者即“第一把手”是否明确。温州民营企业目前的董事长基本上都是创业者，而且大都年龄不大，一般说来，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经理替代他们成为公司的第一把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董事长看成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和公司对外形象的代表，董事长就只有在兼任公司总经理情况下才能成为经营上的第一把手。如果把董事长看成是美国那类往往兼任CEO即首席执行官的大权在握的董事长，董事长兼不兼总经理似乎无所谓。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本来由两人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企业演变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形式。例如温州最大的民营企业正泰公司和德力西公司，本来都采取两兄弟分别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的形式，最终都调整为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天正公司的总经理为聘请的职业经理，后来则采取董事长兼任CEO的形式。
二、 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一）温州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
1、产品创新
温州民营企业的产品多以小商品和零配件为主，例如皮鞋、服装、工业电器、打火机、眼镜、制笔、纽扣、拉链、徽章和商标标识等。这是温州民营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初始条件所作出的最有利于参与市场竞争的选择。早期由于民营企业自身素质的低下以及外部条件的限制和市场秩序的不规范，民营企业的产品一度存在较为普遍的质量问题。随着市场秩序的逐步规范，以及民营企业自身条件的改善和素质的提高，温州民营企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特别是创名牌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至2000年底，全市已有500来家民营企业通过了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全市仅有的4家被评为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在全市四个浙江名牌、33个浙江著名商标以及110个温州知名商标和155个温州名牌产品中，绝大部分为民营企业的产品。其中皮鞋行业有奥康、康奈、吉尔达、东艺等，服装行业有报喜鸟、美特斯邦威、在吉。法派、夏蒙等，工业电器行业有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在2000年全市申报国家级新产品的36家企业中，有35家为民营企业，其中32家企业的新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正泰公司的主要产品中，9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N系列工业电器部分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技术创新
由于基础差，温州民营企业通过分工协作形成区域性规模经营的支柱产业大都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产品的技术起点较低。温州某些产品初期的质量普遍不佳，与当时的装备、工艺及其技术水平很低有相当大的关系。为了加快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少企业都建立了技术研究所，全市民营科技机构或科技型企业已发展到上千家。正泰公司不仅在上海、北京，还在美国硅谷设立了科研机构。至2000年底，全市累计专利授权公告数达到8335件，其中民营企业占90％左右。在研究、开发新技术的同时，温州民营企业普遍引进了先进的装备和工艺。制鞋业是温州民营企业最大的产业，2000年产值为280多亿元。最初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至今基本上都采用了机械化生产线。在温州鞋业龙头企业奥康公司里，从意大利和台湾引进的生产线即达10余条。有的制鞋企业还引进了自动化设备，采用了机器人。服装业是温州第二大产业，2000年产值为Z对多亿元。在温州西服业的报喜鸟、在吉。法派、夏蒙等龙头企业中，普遍采用了国外引进的先进装备和工艺。如报喜乌公司，先后引进意大利的整烫流水线、全自动开袋机和上袖机、仿手工洗边机、自动省缝机，日本的面料预缩机和高亮度验布机，德国的缝制流水线、粘合机、全自动裁床和吊挂系统，以及美国的拉布机和CAD电脑系统，并采用了立体裁剪、立体整烫和非粘合衬等工艺和技术。报喜鸟、庄吉等公司还引进了意大利的服装设计师和工艺师。工业电器是温州的第三大产业，2000年产值达130来亿元。正泰、德力西、天正等温州工业电器的三巨头都已经部分采用了自动化、半自动化的装备和技术。
3、市场创新
温州民营企业的市场创新，主要表现为市场销售渠道或者说分销方式的改变。一是由专业市场为主转变为以代理销售和连锁专卖为主。在初期的家庭企业阶段，产品销售主要依托于集贸型的专业市场，例如永嘉县桥头镇的纽扣市场、乐清市柳市镇的工业电器市场。而在以公司制为典型形式的阶段，规模较大的公司则往往通过经销商、批发商或代理商销售，或者采取连锁专卖的方式。其中正泰。德力西、天正等工业电器企业大都采取代理销售公司的形式。这些企业在全国的销售公司或特约经销点往往多达上千家。奥康、康奈、吉尔达等鞋业公司和报喜鸟、美特斯邦威等则往往采取连锁专卖的形式。奥康、康奈的专卖店都在1000家以上。美特斯邦威公司则以最规范的特许连锁经营的方式在全国设立了500来个门市部。二是由本地专业市场为主转变为内外市场相结合。至2000年，全市尚有工业品专业市场50来个。同时，100多万在全国各地经营的温州商人，在各地创办了门4个专业市场，如吉林温州批发城、兰州温州鞋城、乌鲁木齐新奇广场、南京兴隆陶瓷城、合肥邵氏电脑城、广元温州服装城、包头温州商贸城和青岛温州商城等。2000年，在外温州商人的市场营业额约1400亿元，其中温州产品约900亿元。温州民营企业还为主在国外设立了3个专业市场，其中巴西的中华商城有38家温州企业、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批发中心有6家温州企业、阿联酋的中国商品批发市场有60家温州企业。三是由有形市场为主转变为有形和无形市场并举，通过各种形式的互联网开展电子商务已经初露端倪。例如以纽扣、拉练专业市场著称的桥头镇，已有10余家企业通过互联网开展贸易。
（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中值得研究的若干问题
1、 关于“民族工业”问题
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工业电器上。温州的工业电器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白手起家，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地，其中正泰、德力西等公司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工业电器企业。除了自身的努力，与国内竞争对手都是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以及特定的外部机遇不无关系。1990年国务院办公厅针对温州乐清伪劣产品专门颁发文件，国家7个部局工作组进驻打击，客观上起了加速温州工业电器优胜劣汰的作用。近年来的大规模城乡电网改造，又给了温州工业电器的发展以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国内竞争中坚持“不做第一就做第二”的正泰、德力西等公司，在继之而来的全球性竞争中仍然一以贯之，以振兴“民族工业”、争当“中国的西门子”或“中国的ABB”为发展目标。当然，正泰等公司并没有与西门子、ABB等公司的自动化设备和燃气轮机等高科技产品竞争。即使这样，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很难想象正泰等公司最终能作为全球性工业电器的巨头正面竞争的对手而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务实的选择是摒弃民族情结，参与某些全球性大公司的价值链（哪怕是价值链的低端技术部门），在合作竞争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其实，在全球性的意义上，并非“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恰恰相反，“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2、 于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关系问题
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扬长避短，而温州民营企业目前已经形成区域性规模优势的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面对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态势，温州民营企业现实的选择或者是用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原有产业，或者是生产某些与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零配件。在温州民营企业产业选择的过程中，某些不满足于现状只不过选择了在技术上略高一筹的产业（如汽车、家用电器）的企业，基本上都以失败而告终，更鲜有在高新技术项目的选择上成功的例子。其实，那些技术上似乎略高一筹的产业，在核心技术均靠进口的情况下，同样只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甚至还不如创出名牌的传统产业。两难的停论在于，遵循比较优势原理，我们目前所能获得的只是在传统产业上的成功；而违背比较优势原理，我们就没有成功可言。对于温州这样科技基础薄弱的地区，对于温州这样条件下的民营企业，除了前者别无选择，哪怕这种选择只能是差强人意。
3、 关于自主开发与孵化、引进的关系问题
采用自主开发的技术路线、形成原创型的自主知识产权当然是最理想的技术创新方式。最典型的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出了11位。温州的正泰集团公司，规模相对较大产品系列较宽（100多个系列），每年可投入亿元以上的研发费用，也有可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自主开发。但对于绝大多数规模较小、产品系列很窄从而缺乏综合研究开发能力的民营企业，采用市场化的引进、合作开发和外部孵化的方式往往更为现实。
4、 关于技术创新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系问题
不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生产制造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等方面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生产制造方面的技术创新，但市场营销方式的不断创新始终是克敌制胜的首要法宝。相对于科技发达的地区和国家，温州目前没有今后也难以在产品、技术上达到领先的地步，技术创新的“比较优势”首先在市场方面。温州报喜鸟。在吉、法派等西服企业大有赶超宁波的杉杉、雅戈尔之势，首先靠的是销售方式和广告宣传上的优势。美特斯邦威等在生产上采取外包加工方式的企业能够成为国内的休闲服大王，靠的更是市场营销方式上的领先。其实，即使是绝对代表高新技术的微软和思科系统公司，其视窗系统和路由器的走红，首先靠的是比尔·盖茨和钱伯斯堪称经典的市场运作。难怪思科系统公司的CEO钱伯斯认为，最好的技术不一定能成功，市场最终还是要打败技术。
5、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还是以计划为导向、政府为主体
除了不具备比较优势、难以赢利但为国家安全或长期发展所必需的技术创新之外，都应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这样的技术创新只能是企业在自身的基础上自主选择的过程，从而带有“路径依赖”和自然演进的特征。凡由政府直接投资高新技术，或由政府人为地制定某种产业政策强制推行的信息化、网络化，注定难以成功。当然，政府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在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援、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方面为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服务。
作者：马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