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温州之谜
发布日期：2006-11-16
温州模式，是以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所形成和展开的市场经济。温州民营经济何以强大起来，至今依然是迷。为此，我打算通过分析温州民营经济起家过程，来解开这个迷。
温州地处浙闽交界，环山背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改革开放前是贫困地区。有人说贫困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导致温州穷则思变，纷纷走出去闯天下。
这种温州模式起因的解释是滑稽的。改革开放前，和温州一样穷甚至更穷的地方有的是，穷的地方都思变。但是，思变不等于能变。温州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能变”。
温州为什么穷则能变呢？第一个功臣是“弹棉帮”。
当年，温州很多乡里人靠弹棉花，行走全国城乡。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短缺。“弹棉帮”将市场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馈回家乡，家乡就搞起小作坊，生产纽扣之类小商品，借助足迹遍布全国的“弹棉帮”将小商品推销出去。温州民营经济就是靠纽扣起家的。
检验一下这个起家故事，其中关于“弹棉帮”将信息反馈回家乡的重要性显然是被夸大了。在那个时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关键在于，温州人为什么敢于搞地下生产这一违法勾当？温州起家的特殊性，还不仅仅在于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敢于非法生产小商品，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温州的特殊性在于，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厂很容易被扑灭，扑灭之后也难以再起，而温州的地下工厂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温州地下工厂的动力来自哪里？
这就是“弹棉帮”的功劳了。
遍布全国的“弹棉帮”是一张足有成效的全国分销网。“弹棉帮”的身份是穷苦农民，他们利用上门弹棉花之机，顺便推销小商品，使推销活动既有成效又隐蔽，难以成为政府打击目标。小商品顺利推销出去，利润就有了保证。利润有了保证，后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场运动中被政府抄家没收了，风头一过，照样又悄悄干起来。
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很容易扑灭其它地方的地下工作，却无法扑灭温州地下工厂的根本原因。
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厂，不拥有“弹棉帮”这样的全国分销网。一旦被破获，当事者被抓进班房，就难以出现后继者。
“弹棉帮”这张全国分销网，使得温州地下工厂的利润大于风险，跟着干的人越来越多，干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越来越难以镇压。
“弹棉帮”是计划经济时代，温州人战胜政府的最佳武器。
当计划经济松动，政府默认了小商品的生产销售活动之后，“弹棉帮”就扔掉了弹棉花的那张弹弓，转变为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人员，渐渐他们财大气粗开始进军占据城市里的商场。
“弹棉帮”消失了，温州人组成的全国分销网却更强大更有实力了。如今这张网已经布向了世界。如今的这张网才既具有分销和分工合作的功能，又具有信息反馈功能。
问题之二，温州当年不是穷乡僻壤吗？当年穷的连肚子也吃不饱，他们办小工厂的资金哪里来的？
这秘密就在于温州一直保持的民间标会传统。
民间标会，尽管非法，实际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底层，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民间标会。不同之处在于，其它地方的民间标会，只是邻里乡友之间，为了一时的救急互助，资金规模很小。而温州的标会却不仅仅是为了度过婚丧嫁娶之类的一时之急，更多的是为了抓住商机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作为富翁的标志，还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温州的民间标会就可以轻易集聚起几万元的资本，如今标会规模更是可以大到几千万甚至上亿。
正是标会将社会散钱集聚为资本，使温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商机。近年来媒体不时提及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很多都是标会的资本。
救生活之急的标会与为了抓住商机而集资的标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标会。前者不能增加财富，况且参与者所拿出的资金，也只是余款的一小部分；而后者由于所需资金量大，参与者常常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投入进去，有的甚至是借债投进去。这种标会涉及到利益和风险复杂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对主持人的信任。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借助标会欺诈他人钱财的丑闻，但总的来说，温州标会的信誉是可靠的，这才使得温州的民间标会经久不衰。温州的地下钱庄也运转良好，十分兴旺。
标会和地下钱庄兴旺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牢靠。这才是温州所特有的现象。
在中国道德普遍沦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温州为什么能建立并保持社会信用？
以我之见，温州各地教会无意中成了凝聚社会信用的场所。温州地区有三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温州信教人数众多。温州民间标会和地下钱庄基本上在邻里乡亲和同一个教派的教友中产生和运作。世界上虔诚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随处可见，绝大多数教堂里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为什么温州教友之间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关系？
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必然对所有参与成员的忠诚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动辄出现告密者，温州地下经济就会轻易被查获破坏。考虑到地下经济通常都是在同一个教会的教友之间发生，而当时温州的宗教也是地下的。我们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经背叛了当时的政府，而非法信教者之间合作搞非法地下经济，又犯下了破坏计划经济罪。这双重犯罪无疑加强了教友之间的忠诚度。出卖教会、出卖教友，损人不利己，相互忠诚却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反过来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仰，更加强了对教会和对教友的忠诚。
忠诚既是他们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获得财富的保障。正是这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共谋，使得温州教友之间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这笔社会信用资本，全中国除了温州没有第二个地方拥有。这才是温州人容易发财致富的秘籍。
多年前，我获知温州地下宗教，即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年代也未被扑灭。当地宗教领袖具有前赴后继的勇敢牺牲精神。感佩之余，也百思不得其解，温州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
通过对温州教友的经济、金融活动分析，我明白了，教会在温州，不仅仅是精神信仰，它同时还具有经济组织功能。正是这经济组织功能，使得教友与教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和牢固。领袖被抓捕被流放甚至被枪毙了，教会一时被取缔了，但是教友对该组织已经高度依赖，不久他们又会重新集聚起来。教友对教会的忠贞和虔诚，反过来又鼓舞了新的宗教领袖，更坚定了他们的意志和勇气。
在上帝眼中，看到的是虔诚的温州教民，在温州教民心中，信任上帝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给他们带来了财富。
因此，信教对温州人来说不仅仅只是个精神信仰问题，同时还意味加入到哪张商业人际网络的问题。有这张互相信任、互相提携、互相帮助的人际网络，个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就大多了。既然个人的成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张以信用为原则的网络，反过来就促进网络中的每个人去自觉遵守和捍卫信用原则。
那些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作比较研究的文章，都认为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个体经济。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较的结果。经过对温州模式层层剥笋式处理之后，我们看到，温州的经济模式才是集体参与型。
没有外资投入、没有专门政策扶持，温州依靠社会信用资本，迅速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在全国前列。温州的成功告诉我们，社会信用比外资更加重要。
社会信用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建立和培植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从政治立场来看待民间组织和自由结社问题，没有人会想到民间组织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反过来说，民众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关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
温州地处浙闽交界，环山背海，人多地少，交通不便，改革开放前是贫困地区。有人说贫困而相对封闭的环境，导致温州穷则思变，纷纷走出去闯天下。
这种温州模式起因的解释是滑稽的。改革开放前，和温州一样穷甚至更穷的地方有的是，穷的地方都思变。但是，思变不等于能变。温州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能变”。
温州为什么穷则能变呢？第一个功臣是“弹棉帮”。
当年，温州很多乡里人靠弹棉花，行走全国城乡。计划经济时代，日常生活用品极度短缺。“弹棉帮”将市场短缺小商品的信息反馈回家乡，家乡就搞起小作坊，生产纽扣之类小商品，借助足迹遍布全国的“弹棉帮”将小商品推销出去。温州民营经济就是靠纽扣起家的。
检验一下这个起家故事，其中关于“弹棉帮”将信息反馈回家乡的重要性显然是被夸大了。在那个时代，人人都知道日常生活用品短缺。关键在于，温州人为什么敢于搞地下生产这一违法勾当？温州起家的特殊性，还不仅仅在于它在计划经济时代敢于非法生产小商品，这样的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温州的特殊性在于，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厂很容易被扑灭，扑灭之后也难以再起，而温州的地下工厂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温州地下工厂的动力来自哪里？
这就是“弹棉帮”的功劳了。
遍布全国的“弹棉帮”是一张足有成效的全国分销网。“弹棉帮”的身份是穷苦农民，他们利用上门弹棉花之机，顺便推销小商品，使推销活动既有成效又隐蔽，难以成为政府打击目标。小商品顺利推销出去，利润就有了保证。利润有了保证，后方的小作坊，即使在一场运动中被政府抄家没收了，风头一过，照样又悄悄干起来。
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很容易扑灭其它地方的地下工作，却无法扑灭温州地下工厂的根本原因。
其它地方的地下工厂，不拥有“弹棉帮”这样的全国分销网。一旦被破获，当事者被抓进班房，就难以出现后继者。
“弹棉帮”这张全国分销网，使得温州地下工厂的利润大于风险，跟着干的人越来越多，干的人越来越多，政府也越来越难以镇压。
“弹棉帮”是计划经济时代，温州人战胜政府的最佳武器。
当计划经济松动，政府默认了小商品的生产销售活动之后，“弹棉帮”就扔掉了弹棉花的那张弹弓，转变为遍布全国的专业销售人员，渐渐他们财大气粗开始进军占据城市里的商场。
“弹棉帮”消失了，温州人组成的全国分销网却更强大更有实力了。如今这张网已经布向了世界。如今的这张网才既具有分销和分工合作的功能，又具有信息反馈功能。
问题之二，温州当年不是穷乡僻壤吗？当年穷的连肚子也吃不饱，他们办小工厂的资金哪里来的？
这秘密就在于温州一直保持的民间标会传统。
民间标会，尽管非法，实际上各地一直存在，甚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底层，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民间标会。不同之处在于，其它地方的民间标会，只是邻里乡友之间，为了一时的救急互助，资金规模很小。而温州的标会却不仅仅是为了度过婚丧嫁娶之类的一时之急，更多的是为了抓住商机的股金聚集。
在改革开放初期，万元户作为富翁的标志，还只是绝大多数人的梦想，温州的民间标会就可以轻易集聚起几万元的资本，如今标会规模更是可以大到几千万甚至上亿。
正是标会将社会散钱集聚为资本，使温州人能迅速抓住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商机。近年来媒体不时提及的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股团，很多都是标会的资本。
救生活之急的标会与为了抓住商机而集资的标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标会。前者不能增加财富，况且参与者所拿出的资金，也只是余款的一小部分；而后者由于所需资金量大，参与者常常将自己的全部财产投入进去，有的甚至是借债投进去。这种标会涉及到利益和风险复杂分配形式，其前提是对主持人的信任。虽然偶尔也会出现借助标会欺诈他人钱财的丑闻，但总的来说，温州标会的信誉是可靠的，这才使得温州的民间标会经久不衰。温州的地下钱庄也运转良好，十分兴旺。
标会和地下钱庄兴旺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牢靠。这才是温州所特有的现象。
在中国道德普遍沦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几乎荡然无存的情况下，温州为什么能建立并保持社会信用？
以我之见，温州各地教会无意中成了凝聚社会信用的场所。温州地区有三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温州信教人数众多。温州民间标会和地下钱庄基本上在邻里乡亲和同一个教派的教友中产生和运作。世界上虔诚信徒有很多，教堂更是随处可见，绝大多数教堂里的教友，出了教堂就互不相干了，为什么温州教友之间能建立起牢靠的信用关系？
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必然对所有参与成员的忠诚有很高的要求。假如动辄出现告密者，温州地下经济就会轻易被查获破坏。考虑到地下经济通常都是在同一个教会的教友之间发生，而当时温州的宗教也是地下的。我们就可以大概明白其中的情形：信仰非法宗教，在政治上已经背叛了当时的政府，而非法信教者之间合作搞非法地下经济，又犯下了破坏计划经济罪。这双重犯罪无疑加强了教友之间的忠诚度。出卖教会、出卖教友，损人不利己，相互忠诚却可以带来经济上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反过来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仰，更加强了对教会和对教友的忠诚。
忠诚既是他们人身安全的保障，也是获得财富的保障。正是这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共谋，使得温州教友之间建立起牢固可靠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就成了一笔巨大的社会信用资本。这笔社会信用资本，全中国除了温州没有第二个地方拥有。这才是温州人容易发财致富的秘籍。
多年前，我获知温州地下宗教，即使在文革那样严酷的年代也未被扑灭。当地宗教领袖具有前赴后继的勇敢牺牲精神。感佩之余，也百思不得其解，温州为什么会出现这现象？
通过对温州教友的经济、金融活动分析，我明白了，教会在温州，不仅仅是精神信仰，它同时还具有经济组织功能。正是这经济组织功能，使得教友与教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和牢固。领袖被抓捕被流放甚至被枪毙了，教会一时被取缔了，但是教友对该组织已经高度依赖，不久他们又会重新集聚起来。教友对教会的忠贞和虔诚，反过来又鼓舞了新的宗教领袖，更坚定了他们的意志和勇气。
在上帝眼中，看到的是虔诚的温州教民，在温州教民心中，信任上帝可以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给他们带来了财富。
因此，信教对温州人来说不仅仅只是个精神信仰问题，同时还意味加入到哪张商业人际网络的问题。有这张互相信任、互相提携、互相帮助的人际网络，个人创业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就大多了。既然个人的成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张以信用为原则的网络，反过来就促进网络中的每个人去自觉遵守和捍卫信用原则。
那些将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作比较研究的文章，都认为苏南模式是集体经济，温州模式是个体经济。这是停留在所有制形式上作比较的结果。经过对温州模式层层剥笋式处理之后，我们看到，温州的经济模式才是集体参与型。
没有外资投入、没有专门政策扶持，温州依靠社会信用资本，迅速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在全国前列。温州的成功告诉我们，社会信用比外资更加重要。
社会信用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组织形式，才能建立和培植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从政治立场来看待民间组织和自由结社问题，没有人会想到民间组织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反过来说，民众一盘散沙，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关系，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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